鸿运配资再读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：大革命之后，法国仍然逃不掉专制命运

司汤达

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鸿运配资，他号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，代表作《红与黑》《阿尔芒斯》《拉辛与莎士比亚》。

《红与黑》

《红与黑》发表于1830年，是司汤达笔下的一部恢弘巨著，它不仅是一部个人命运的悲剧史诗，更是对整个复辟时代法国社会的深刻剖析。这部作品以于连·索雷尔的命运起伏为主线，勾勒出一个处于剧烈转型期的社会图景——旧制度尚未完全退场，新秩序仍在反复挣扎，而个体在时代的夹缝中试图寻找出路，却往往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。

于连出身微寒，却天赋过人。他崇拜拿破仑，渴望凭借才能与奋斗打破阶级壁垒，赢得尊严与荣耀。然而，他所处的时代已不是那个凭军功就能擢升阶层的拿破仑时代，而是波旁王朝复辟之后等级森严、门阀重立的保守社会。于连先后经历了家庭教师、神学院学生、贵族秘书等多重身份转换，每一次跨越都既是对命运的突围，也是对自我的异化。他既清高又卑微，既真诚又虚伪，既热情又冷漠——这种撕裂的人格，正是时代在他身上的投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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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汤达以冷峻而犀利的笔触，揭示了复辟王朝下旧贵族的虚伪与腐朽。他们虽然重掌大权，却早已失去历史的合理性，只能依靠阴谋、权术和道德伪饰来维持统治。于连所侍奉的拉莫尔侯爵，表面上风度翩翩、礼贤下士，实则精于算计、冷漠势利。而教会则成为政治权力的合谋者，操纵人心、监视思想，甚至不惜以揭发隐私为手段摧毁异己。正是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，于连的才华与野心不仅未能救他于底层，反而加速了他的毁灭。

于连的悲剧不仅属于他个人，也属于整整一个时代。他代表着那些在旧制度崩解后试图凭个人能力上升、却最终被体制吞噬的青年。他的枪声，既是对欺骗与背叛的反抗，也是对命运不公的最后控诉。而他的死亡，则暗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在那个虚伪而压抑的社会中，真诚的人没有出路。

如果我们把《红与黑》仅仅看作是一个青年野心家的失败史，那就低估了它的思想深度。司汤达真正要追问的是：为什么法国大革命过去几十年后，专制仍在延续？为什么人民浴血奋战推翻王权，最终却迎来了新的暴政？为什么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理想在现实中不断遭遇挫败？

大革命之后，法国仍然逃不掉专制命运

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其实早已由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——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给出。托克维尔指出，大革命并未真正摧毁旧制度的权力结构，相反，它继承了旧王朝权力垄断的传统，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机器的控制力。旧制度下的法国已经形成一个高度行政化的治理体系，王权不断侵蚀地方自治和中间团体，使社会失去对权力的制衡能力。而当革命爆发，旧体制崩溃之后，新政权不但没有重建社会自主性，反而利用旧制度的官僚机器推行更彻底的集权。

于是我们看到，尽管政权更迭、口号轮换，专制的本质却始终未变。从拿破仑到波旁王朝，再到七月王朝，统治形态虽有所不同，但都以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制社会、控制思想、驯服个体。在这种体制下，人逐渐丧失独立精神和公民意识，变得顺从、被动、甚至自我审查。托克维尔称之为“民主专制”的悖论——表面上人人平等，实则所有人都在权力的凝视下自我规训。

而《红与黑》所描绘的，正是这样一个被专制与奴性双重束缚的社会。于连的挣扎，不仅是为了地位和爱情，更是一场关于尊严与自由的抗争。他拒绝完全屈从于贵族世界的虚伪法则，也无法回归底层人民的蒙昧生活。他的痛苦，源于他既看透了系统的荒谬，却又无法真正脱离它。

司汤达通过于连的命运向我们抛出更深刻的诘问：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，究竟取决于什么？是政权的更迭？是制度的变革？还是人民思想与精神的真正觉醒？

答案或许在于，没有心灵的解放，就没有制度的真正更新。如果一个民族在长期专制统治下已惯于依附权力、逃避自由，那么哪怕革命爆发，旧制度的幽灵仍会借尸还魂。唯有当法治精神、权利意识和公民自觉在人们心中扎根，社会才能抵御专制的诱惑，走出历史循环的泥潭。

正如托克维尔所说：“自由制度最大的使命，就是使人成为自己。”而《红与黑》中于连的失败与死亡，恰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：在一个不允许人真正成为“自己”的社会里鸿运配资，所有人的命运都蒙上了一层悲剧的阴影。而打破这阴影，需要的不仅是一场革命，更是一场精神的重生。

发布于：江苏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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